六、紅學革命與紅樓夢的兩個世界：余英時（1930-2021）
余英時，安徽潛山人，燕京大學肄業後，來港隨錢穆學習，為香港新亞書院第一屆畢業生，後赴美從楊聯陞問學，得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1973至1975年間，余英時擔任新亞書院校長兼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
余英時在港期間發表長文〈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一個學術史的分析〉（1974）、〈紅樓夢的兩個世界〉（1973）、〈關於紅樓夢的作者和思想問題〉（1974），分別發表在香港的《香港中文大學學報》和《中華月報》，三文先後收於《歷史與思想》（1976）及《紅樓夢的兩個世界》（1978）。
余英時雖然長年在海外生活，但與香港的關係密切，又由於他是來到香港新亞書院工作後，發現中文大學是紅學氣氛十分濃厚的環境，受到氛圍感染，而開展紅學的研究工作，所以，在香港紅學史中，不可略去余英時和他在中文大學工作時發表的文章。
余英時的〈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一個學術史的分析〉，與宋淇的〈新紅學的發展方向〉，都有意為紅學重開新篇，重振掩蓋埋沒已久的文學評論派。
〈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是紅學學術史的分析，余英時運用孔恩（Thomas S. Kuhn）《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的典範（paradigm）理論，典範因開山扭宗師而建立，達到本門學術空前的成就，但由於技術上的崩潰而產生危機，危機就導向革命，新的典範隨之應運而生，代替了舊的典範。
在紅學的歷史中，1915年蔡元培撰寫的《石頭記索隱》，開啟了紅學第一個典範「索隱派」，將《紅樓夢》看為清康熙朝政治小說，持民族主義立場，弔明之亡，揭清之失，書中用三法推求書中角色和所寄托之人物：一、品性相類者。二、軼事有徵者。三、姓名相關者。[1]
紅學的另一典範是胡適在〈紅樓夢考證〉提出的自傳說，重點是考證曹雪芹的身世，從胡適的〈紅樓夢考證〉到周汝昌的《紅樓夢新證》，「考證派」的新紅學典範主導了長達半世紀，紅學已變為曹學。
余英時針對新紅學的自傳說面臨新的挑戰，分別是索隱派的再度冒起（以潘重規和杜世傑為代表），以及中國大陸在批判俞平伯之後，一時崛起的「封建社會的階級鬥爭論」。余英時在〈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點出另一個新典範的種子：「這個可能建立的新典範是把紅學研究的重心放在《紅樓夢》這部小說的創造意圖和內在結構的有機關係上。……《紅樓夢》在普通讀者的心目中誠然不折不扣地是一部小說，然而在百餘年來紅學研究的主流裡卻從來沒有真正取得小說的地位。相反地，它一直是被當作一個歷史文件來處理的。」[2]換言之，余英時呼喚的新典範是《紅樓夢》的小說文學研究，余英時的觀點已跟宋淇的〈新紅學的發展方向〉合流了。
余英時強調要從貫穿全書看作者的意思，追尋作者的本意和企圖把握全書的中心構想，這正是余英時另一篇收論文〈紅樓夢的兩個世界〉的任務。
如果說，〈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呼應宋淇的〈新紅學的發展方向〉，那麼，〈紅樓夢的兩個世界〉就是沿宋淇在〈論大觀園〉開展的路一直走，〈紅樓夢的兩個世界〉開宗明義指出：
曹雪芹在《紅樓夢》裡創造了兩個鮮明而對比的世界。這兩個世界，我想分別叫它們作烏托邦的世界和現實的世界。這兩個世界，落實到《紅樓夢》這部書中便是大觀園的世界和大觀園以外的世界。作者曾用各種不同的象徵告訴我們這兩個世界的分別何在。譬如說，「清」與「濁」，「情」與「淫」，「假」與「真」以及風月寶鑒的反面與正面。我們可以說，這兩個世界是貫穿全書的一條最主要的線索。把握到這條線索，我們就等於抓住了作者在創作企圖方面的中心意義。[3]
余英時認為曹學只重《紅樓夢》的現實世界，即曹雪芹生活過的真實世界，而他以理想世界和現實世界，分別大觀園的內外，這是余英時眼中《紅樓夢》的中心意義。
大觀園在元春省親後建造，是寶玉和金陵十二釵眾女子的居住地，各處由寶玉和黛玉等命名，在象徵意義上，大觀園是最清淨的理想世界、烏托邦、乾淨土。《紅樓夢》畢竟是悲劇，「曹雪芹一方面全力創造了一個理想世界，在主觀企求上，他是想要這個世界長駐人間。而另一方面，他又無情地寫出了一個與此對比的現實世界。而現實世界的一切力量則不斷地在摧殘這個理想的世界，直到它完全毀滅為止。」[4]
「清」與「濁」有別，「清」建基於「濁」， 最終又回到「濁」中去。余英時總結說：
《紅樓夢》這部小說主要是描寫一個理想世界的興起、發展及其最後的幻滅。但這個理想世界自始就和現實世界是分不開的：大觀園的乾淨本來就建築在會芳園的骯髒基礎之上。並且在大觀園的整個發展和破敗的過程之中，它也無時不在承受著園外一切骯髒力量的衝擊。乾淨既從骯髒而來，最後又無可奈何地要回到骯髒去。在我看來，這是《紅樓夢》的悲劇的中心意義，也是曹雪芹所見到的人間世的最大的悲劇！[5]
〈關於紅樓夢的作者和思想問題〉是余英時在香港時期的最後一篇紅學文章，這篇文章的前半部分是對潘重規《紅樓夢新解》的相關質疑，而後半部分是關於曹雪芹的漢族認同感，由於潘重規認為曹雪芹不是《紅樓夢》作者，以裕瑞《棗窗閒筆》為證，但《棗窗閒筆》也有肯定曹雪芹是《紅樓夢》作者之言，余英時引錄文字，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另外，潘重規認為曹雪芹著的《風月寶鑑》不是《紅樓夢》，余英時以從未發現《風月寶鑑》、乾隆朝文字獄、脂批等方面，指出潘重規的推斷不正確而且矛盾重重。
〈關於紅樓夢的作者和思想問題〉的後半部分討論曹雪芹的漢族認同感。索隱派視《紅樓夢》為弔明之亡，揭清之失之作，余英時指曹雪芹或在困頓之中產生了漢族認同感與反滿意識，「但是說《紅樓夢》中偶有譏剌滿清的痕跡，卻並不等於回到『索隱派』的『反清復明』理論。『反清』或『刺清』在《紅樓夢》中只是作為偶然的插曲而存在，它決不是《紅樓夢》的主題曲。」[6]至於《紅樓夢》的主題曲，正是〈紅樓夢的兩個世界〉一文處理的課題。
余英時的紅學文章引來論爭，〈關於紅樓夢的作者和思想問題〉有潘重規的答文。而〈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在《明報月刊》刊登了刪節本，得「四近樓主」區少幹在《中華月報》1975年10月號發文回應。尤其重要的是，〈關於紅樓夢的作者和思想問題〉和〈紅樓夢的兩個世界〉有考證派紅學家趙岡的回應，余英時寫〈眼前無路想回頭——再論紅樓夢的兩個世界兼答趙岡兄〉，再作澄清。由於〈眼前無路想回頭〉寫於余英時離開香港之後，而且，文中不少篇幅是重複申述自己的觀點，所以在此不作概括了。
余英時倡言「紅學革命」，重視文學評論派，余英時的「兩個世界說」，點出《紅樓夢》中「烏托邦的世界」和「現實的世界」是貫穿全書的最主要線索，把握了《紅樓夢》作者在創作企圖方面的中心意義。
[1] 蔡元培：《石頭記索隱》（上海：商務印書館，1926年版），頁1。
[2] 余英時：〈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原刊《香港中文大學學報》，第2卷第1期，1974年6月，本文參《明報月刊》，1975年6月號，第10卷第6期總第126期，頁6。
[3] 余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香港中文大學學報》，第2卷第1期，1974年6月，本文參余英時：《歷史與思想》（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6年版），頁419。
[4] 余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余英時：《歷史與思想》，頁427—428。
[5] 余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余英時：《歷史與思想》，頁437。
[6] 余英時：〈關於紅樓夢的作者和思想問題〉，《紅樓夢研究專刊》，第11期，1974年12月，本文參余英時：《歷史與思想》，頁460。
（此文章為香港藝術發展局「藝評寫作計劃」資助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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