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將文學當作文學：徐訏〈紅樓夢的藝術價值和小說裡的對白〉
徐訏（1908—1980），浙江慈谿人，1931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後修讀心理學。曾任《人間世》編輯。1936年，徐訏到法國留學，抗戰爆發後，徐訏回上海，以小說《鬼戀》成名。1942年，徐訏到重慶國立中央大學任教。抗戰勝利後，徐訏回到上海，1950年南來香港，從事寫作及在大專書院教書。徐訏在香港創辦創墾出版社、《幽默》、《筆端》、《七藝》等。1963年任《新民報》副刊主編，1970年任浸會書院中文系主任，1980年在香港病逝。
〈紅樓夢的藝術價值和小說裡的對白〉是1958年徐訏在香港寫作的長文，刊於《自由中國》第十八卷第四至六期，收於1963年香港正文出版社出版的《懷璧集》。
〈紅樓夢的藝術價值和小說裡的對白〉長達三萬多字，是帶有論爭性質的文章，如副題所言是「就教於勞榦先生與石堂先生」，徐訏回應了勞榦與石堂的兩篇文章，徐文引來了石堂（劉守宜）發文〈再論紅樓夢的對話——覆徐訏先生〉以及夏志清撰寫〈文學．思想．智慧〉，徐訏以〈關於藝術的表達及其他——答「文學雜誌」石堂先生〉，作進一步的討論。除了夏志清的文章，上述五文，俱見於《懷璧集》。
顧名思義，〈紅樓夢的藝術價值和小說裡的對白〉分為兩部份，前半部份討論紅樓夢的藝術價值地位，是回應勞榦〈中國的社會與文學〉一文（原刊《文學雜誌》第二卷第六期），後半部份討論古典和現代小說裡的對白問題，是回應石堂〈紅樓夢的對話〉一文（原刊《文學雜誌》第三卷第三期）。
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勞榦的〈中國的社會與文學〉，開首即回應居浩然〈說愛情〉與夏志清〈愛情．社會．小說〉兩文。居浩然認為「中國社會格局中不容許浪漫愛，反映在文化遺產方面乃是文學作品的貧乏，尤其是小說和戲劇。」[1]《紅樓夢》當然在列，夏志清〈愛情．社會．小說〉一文則為《紅樓夢》平反，又與杜斯妥也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名著《白痴》（The Idiot）作簡單比較，突出兩部小說的宗教意味，點出「賈寶玉想超越世俗的偏見，人性固有的自私社會上階級的觀念，去愛他所認識的一切可愛的人們。但是人類的情愛，終不能跳出自私的綑圍，祇有出世的宗教的愛方可以給人以解脱，賈寶玉目擊自己無意造成的及家庭中發生的種種悲劇，最後祇有走上出家做和尚一條路。」[2]舊小說《紅樓夢》還有值得研究的地方。
勞榦的〈中國的社會與文學〉道明「以中國舊的社會為背景可能做成偉大的文學作品，這是事實；我們舊有的文學遺產之中，很少有可以稱道的偉大文學作品，也是事實。偉大作品所以能稱偉大，不僅需要高超的技巧，還更需要超脱庸俗的思想。」[3]勞榦尤其重視文學作品中的思想，至於《紅樓夢》，勞榦在肯定之中帶有明顯的否定：「曹雪芹才華蓋世，《紅樓夢》的文學價值可以說很高，但裏面所含的卻只是根據老莊思想中淺薄部分而形成的人生見解，這是明清世俗談論中所常見，並未超過了當時的庸俗社會。」[4]勞榦進一步揚言，《紅樓夢》的時代已經過去了，青年不願做「賈寶玉型」的人物，舊式章回體小說也不夠深刻。
徐訏的〈紅樓夢的藝術價值和小說裡的對白〉，正是要澄清文學作品與思想之間的關係，徐訏以《紅樓夢》為例，深入探討小說美學的問題，具有文藝批評的高度。
徐訏判別小說與哲學思想的界限，他指出「許多弄學問的朋友，有一種通病，他們愛在文藝作品中尋找思想的含義，結果是把哲學的課題放在文藝家的身上。」[5]徐訏重視文學藝術的自主，以人生為重心，「藝術與文學的任務並不是表現思想或人生見解，而是表現赤裸裸的人生。這並不是說文藝裏可以沒有思想與見解，可是思想與見解在文藝創作者手中，是當作人生的一部分來處理的。因此，文藝的思想或人生見解不是冷冰冰的思想，而是通過作者的生命的思想。」[6]
徐訏將《紅樓夢》的主題定為「人生若夢」，而「生命原是從衝突矛盾中顯現，人生也是在衝突矛盾中演進，所以藝術所表現的就是這些衝突。我們可以說一切中外藝術與文學，所表現的都不外是各種的衝突。」[7]
人生的衝突矛盾，是哲學問題，但也是文學表現的主題。
勞榦認為偉大作品要高超技巧，更需要超脱庸俗的思想，當中有主次關係，技巧是要項，思想才是第一標準。徐訏則認為偉大作品，「是作者在作品中充分表現了他在人生中深刻的感受。」[8]充分表現是技巧，人生中深刻的感受是內容。徐訏眼中的偉大作品是技巧和深刻感受的結合。
至於《紅樓夢》，徐訏視為偉大之作，可與全世界的偉大作品等量齊觀，更包括了名種永恆的文學作品主題：「有生與死，有個人與社會，有生活與命運，有愛與恨，有性格與環境，有理智與情感，有幸福與道德良心，有理想與現實，有物與心，靈與肉，時間的永久與生命的短暫，神的感召與魔鬼的誘惑，上升與下沉，出世與入世，永生與現世，利己與利他……」[9]不單有永恆的問題，而且對當時時代提出問題。
這只是深刻感受，徐訏也點出《紅樓夢》的技巧，包括小說人物的質與量，人人有血有肉有個性。至於對白，是徐訏在〈紅樓夢的藝術價值和小說裡的對白〉一文，要處理的第二個課題。
《文學雜誌》發行人石堂（劉守宜），在〈紅樓夢的對話〉一文中，肯定《紅樓夢》對話方面的成就，《紅樓夢》的對話方面像真人說話，栩栩如生；對話進行，跟著情節發展；作者活用諺語，對話是中國人的話。反之，石堂以徐訏的《風蕭蕭》為例，指出徐訏的對話像外國小說譯文。
〈紅樓夢的藝術價值和小說裡的對白〉的後半部份，徐訏進一步研究小說對白的藝術技巧，提出了三點：「第一、對白表現人物的個性；第二、對白反應這個性在『事』的場合上的心理；第三、對白創造『事』的場合上的氣氛。」[10]徐訏與石堂一樣，引錄《紅樓夢》第六回劉姥姥一進榮國府為例，解說《紅樓夢》對話方面的藝術，而徐訏的三個重點，尤其重要是心理與氣氛，徐訏的討論比石堂簡單論說對話像真，對話隨情節發展，更為深刻。
另外，徐訏相信「語言是隨著時代與地域的變化，而對白成就的力量並不受時代與地域的限制。」[11]《紅樓夢》對話的優點，與諺語口語並無關係。而語言是不斷演變的，現代中國的文字語言已不如從前，一定有洋味了。
〈紅樓夢的藝術價值和小說裡的對白〉以回應勞榦文章〈中國的社會與文學〉的前半部份較深入，徐訏緊扣《紅樓夢》的內容感受，展開討論，最後歸結於文學批評的自律，而排拒哲學與政治的他律，這是文學自由的宣告：
只有將文學當作文學，文學批評建立在欣賞上；不將政治的或思想的帽子壓在文藝作品上，文藝才會莊嚴地蓬勃起來。所謂嚴肅的文學作品才能夠產生。文字是自然在演變，思想早已有時代在推動，現在所要的倒是尊重文藝的獨立與自由了。要批評文藝需跳入文藝的園地。沒有閱讀第一流文藝作品的人，無從知道第二流作品的欠缺；沒有能在第一流文藝園地中有忘我的享受者，可試試第二流的作品，甚至第三流作品謀求享受，日子一多，趣味就高，再到第一流作品的園地就會知道欣賞的享受是什麼了。站在文藝的園外，無論是政治家、科學家或思想家來批評文藝，要求文藝，這結果總是妨礙文藝的發展或壓殺文藝的產生的。[12]
從1958年2月1日夏濟安致夏志清的信中可知，夏濟安從當時僅見的〈紅樓夢的藝術價值和小說裡的對白〉第一部分，認為徐訏的態度和平合理[13]，至於夏志清，在〈文學．思想．智慧〉一文說：「徐先生極端駁斥傳統的看法，強調《紅樓夢》藝術上的完整性和偉大性，可以說是我的知音。」[14]夏志清同意徐訏對《紅樓夢》的評價，也同意徐訏直指文學批評的重點不在哲學思想：「徐先生這篇大文中，說得比較爽直的地方是他指斥我國很多學者混雜文學哲學，把文學作品的偉大性附依於其思想偉大性的錯誤態度。」[15]
總結而言，〈紅樓夢的藝術價值和小說裡的對白〉是徐訏出色的紅學評論文章。在這篇文章中，他主要評價了《紅樓夢》的藝術地位，分析了小說中人生衝突的矛盾主題，更重要是，徐訏將文學視為文學作品，而文學批評不再依附於哲學思想，這一點與當時部分學者，以至中國大陸對於《紅樓夢》的政治角度評價，是完全不同的，反映了徐訏對於文藝自身自足與文藝自由的追求。
文：鄭政恆
[1] 居浩然：〈說愛情〉，收於夏志清：《愛情．社會．小說》（台北：純文學出版社，1970年版），頁251。
[2] 夏志清：《愛情．社會．小說》，頁4。
[3] 勞榦：〈中國的社會與文學〉，收於徐訏：《懷璧集》（香港：正文出版社，1963年版），頁附錄1。
[4] 勞榦：〈中國的社會與文學〉，徐訏：《懷璧集》，頁附錄2。
[5] 徐訏：〈紅樓夢的藝術價值和小說裡的對白〉，徐訏：《懷璧集》，頁74。
[6] 徐訏：〈紅樓夢的藝術價值和小說裡的對白〉，徐訏：《懷璧集》，頁74—75。
[7] 徐訏：〈紅樓夢的藝術價值和小說裡的對白〉，徐訏：《懷璧集》，頁77。
[8] 徐訏：〈紅樓夢的藝術價值和小說裡的對白〉，徐訏：《懷璧集》，頁77—78。
[9] 徐訏：〈紅樓夢的藝術價值和小說裡的對白〉，徐訏：《懷璧集》，頁78—79。
[10] 徐訏：〈紅樓夢的藝術價值和小說裡的對白〉，徐訏：《懷璧集》，頁105。
[11] 徐訏：〈紅樓夢的藝術價值和小說裡的對白〉，徐訏：《懷璧集》，頁117。
[12] 徐訏：〈紅樓夢的藝術價值和小說裡的對白〉，徐訏：《懷璧集》，頁147—148。
[13] 王洞主編、季進編註：《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卷三（1955-1959）》（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頁264。
[14] 夏志清：〈文學．思想．智慧〉，收於夏志清：《愛情．社會．小說》，頁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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