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新紅學的發展方向：宋淇（1919-1996）
宋淇，浙江吳興人，1940 年畢業於燕京大學西語系，畢業後留校當主任助教。1949年移居香港，1951至1953年間擔任香港美國新聞處書籍翻譯項目主編。[1]1956年入國際影片發行公司，任劇本編審委員。1965年加入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擔任編審委員會主任。1968年任香港中文大學校長特別助理，兼翻譯研究中心主任，八十年代中期從中文大學退休。去世後出版《紅樓夢識要：宋淇紅學論集》（2000），其中〈新紅學的發展方向〉（1972）為文學評論派及香港紅學的重要論文。
自五十年代，宋淇已在香港撰寫及發表談論《紅樓夢》的文章，散見於《今日世界》和《香港時報‧淺水灣》等。1969年，宋淇在《明報月刊》發表〈論「冷月葬花魂」〉，自此，宋淇在《明報月刊》（以及《大成》、《中報月刊》等）發表大量紅學文章，現編年列出如下：
1969〈論「冷月葬花魂」〉
1970〈論賈寶玉為諸艷之冠〉
1972〈論大觀園〉〈新紅學的發展方向〉
1974〈喜見紅樓夢新英譯〉
1975〈試評紅樓夢新英譯〉
1976-1977、1980〈紅樓夢識小〉
1978〈戚序有正本紅樓夢的始末〉
1979〈讀曹寅「楝亭集」後〉
1980〈床和炕〉〈賈政是不是假正經？〉〈怡紅園發總一園之首〉〈未識其小，焉能說大？——為《紅樓夢識小》答唐德剛先生〉
1981-1982〈紅樓夢的病症與醫理〉（與陳存仁合撰，在《大成》發表）
1985〈薛寶釵和冷香丸〉〈王熙鳳的不治之症〉
1991〈《紅樓》四論〉〈《紅樓》二論〉〈說斗篷〉
1993〈新紅學研究的定位〉
遺稿〈怡紅園的四大丫鬟〉〈《紅樓夢》情榜的副十二釵〉
宋淇的紅學文章，以文學評論見長，既有長篇的人物研究，也有不少趣味小品。宋淇評論霍克斯（David Hawkes）的《紅樓夢》英譯本，結集成《紅樓夢西遊記：細評紅樓夢新英譯》（1976）一書。其後宋淇輾轉寫作「紅樓夢識小」、「紅樓夢的病症與醫理」、「怡紅園的四大丫鬟」、「《紅樓夢》情榜」等系列，別開生面，可惜由於宋淇身體違和，許多寫作計劃未能完成。雖然，宋淇未能出版一列洋洋大觀的紅學文集，但有《紅樓夢識要：宋淇紅學論集》一冊盡收上述大部分文章。
宋淇的〈論「冷月葬花魂」〉一文，細考第七十六回，黛玉與湘雲吟詩聯句，黛玉對道：「冷月葬花魂」，唯程本作「冷月葬詩魂」，宋淇採用俞平伯的《紅樓夢八十回校本》，「冷月葬花魂」一句並無校注。宋淇見一字之差，比較了《乾隆抄本百廿回紅樓夢稿》（今簡稱夢稿本，用「花魂」）和《庚辰本》（用「死魂」，但有人點改為「詩魂」），認為原本是「花魂」，抄寫員誤為「死魂」，校改者又誤為近音的「詩魂」，令程高本都作「詩魂」。可是，宋淇的關注點顯然不是《紅樓夢》的版本系統，而是作者用言意、人物個性描寫和情節發展，文中討論已越出了「花魂」「死魂」「詩魂」的一字之差。
宋淇的結論是：「我們從版本的異同上，字句的誤抄、誤改以及以後版本的演變上，作者的基本想法上，字眼與全書情調和內含的關係上，以及說這句詩的女主角的口吻和身份上，能達到的結論只有一個：不是『冷月葬詩魂』而是『冷月葬花魂』。」[2]
從〈論「冷月葬花魂」〉可見，宋淇紅學文章的特點，是從小節見大要，以人物研究為重，〈論賈寶玉為諸艷之冠〉就把握《紅樓夢》的最核心人物賈寶玉，詳細討論寶玉的性格、知己、為人、想法、信念。〈論大觀園〉的要點曾在1972年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的《紅樓夢》研討會宣讀，文中把握《紅樓夢》的最核心場景大觀園，分論大觀園所在、象徵意義，以至大觀園的高潮、轉機與末日，從中可見，「大觀園是一個把女兒們和外面世界隔絕的一所園子，希望女兒們在裡面，過無憂無慮的逍遙日子，以免染上男子的齷齪氣味。最好女兒們永遠保持她們的青春，不要嫁出去。大觀園在這一意義上說來，可以說是保護女兒們的堡壘，只存在於理想中，並沒有現實的依據。」[3]大觀園不在任何一處，而是在曹雪芹的心中，一部《紅樓夢》就是大觀園理想幻滅的悲劇。
〈新紅學的發展方向〉原載1972年《香港所見紅樓夢硏究資料展覽》小冊子，是宋淇紅學文章一個階段的小結。〈新紅學的發展方向〉肯定了《紅樓夢》的文學藝術地位，宋淇指出《紅樓夢》是「未完成的小說，但本身的份量和品質足與一位作家一生一世的作品的總和相提並論。」[4]而且，形式和內容都有所創新，超越時代，更吸引不同程度的讀者。
宋淇針對新紅學著重考據的現象，提出文學批評與鑑賞的立場：「最終極的目標仍應該是探討《紅樓夢》的藝術價值和在世界文學史上所佔據的地位。」[5]宋淇認為用文學批評的方法研究和分析《紅樓夢》，重點有四：故事、人物、情節、敘事觀點，宋淇重視《紅樓夢》的形式與技巧，例如人物性格的複雜發展、靈活轉移的敘事觀點[6]、象徵、對比、情景的突變等特別文學手法等等。
宋淇的文章是文學批評一派的重點文章，上承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下開文學批評和比較文學的觀點、他認為紅學發展的新方向是比較文學一途：
這方面的研究工作需要文學批評的基本訓練、對小說的理論及發展有深刻的認識；對世界名著小說：托爾斯泰、巴爾扎克、福樓拜、契訶夫、左拉、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等19世紀大師固然要熟讀，對20世紀的小說家：海明威、喬也思、普魯思特、卡夫卡等的作品也要廣為涉獵。對荷馬的史詩、《源氏物語》、莎士比亞的戲劇、《唐·吉訶德》等名作的直接知識也會有助於更進一步認識《紅樓夢》的真正面目。唯有這樣的比較研究才可以把《紅樓夢》的地位正式確立。在世界文壇上，《紅樓夢》可以堂堂正正以未完成的小說姿態與任何大作家的一生一世的心血結晶分庭抗禮。[7]
宋淇的〈新紅學的發展方向〉，打開了紅學的研究視野。宋淇本身就是出色的紅學研究者，多年來從不同的途徑和方法研究《紅樓夢》，廣及文學批評、翻譯研究、病症醫理等範疇。宋淇既重新呼喚以文學角度批評《紅樓夢》，也打開了全新的研究領域，更以趣味小品引出紅學話題，宋淇歷久不倦，對於《紅樓夢》研究不斷有重大貢獻和新的嘗試，在香港紅學史中毫無疑問是重心代表人物，甚至如陳慶浩所推許：「香港最有權威之紅學家」[8]。
文：鄭政恆
[1] 宋以朗：《宋淇傳奇─從宋春舫到張愛玲》（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頁35、59—60。
[2] 宋淇：〈論「冷月葬花魂」〉，《明報月刊》1969年4月號，第4卷第4期總第40期，頁16。
[3] 宋淇：〈論大觀園〉，《明報月刊》1972年9月號，第7卷第9期總第81期，頁4。
[4] 宋淇：〈新紅學的發展方向〉，收於《香港所見紅樓夢硏究資料展覽》（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硏究所文物館，1972年版），頁1。
[5] 宋淇：〈新紅學的發展方向〉，《香港所見紅樓夢硏究資料展覽》，頁4。
[6] 可是《水滸》《三國》的敘事觀點也是靈活轉移，非《紅樓夢》獨有。
[7] 宋淇：〈新紅學的發展方向〉，《香港所見紅樓夢硏究資料展覽》，頁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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